比如，北上援辽的浙兵和川、黔地方的土兵，在开拔北上之前就驻扎在通州。通州将为这些骤然多出的人口提供口粮，直到他们离开为止。官仓的粮食不会凭空生出来，这个负担到最后还是会落在通州官府治下的百姓身上。这次若不是皇帝及时从内帑给了户部拨了一笔钱，让户部拿着去“犒军”，通州的官仓简直要被这些外地来的兵给吃空了。
一般来说，驻地官府在无法供给过境客军的时候，首先会给户部上本子求助，如果户部无法提供帮助，驻地官府就会转而给兵部上本子，请兵部把这些客军调到其他地方去吃饭。但兵部通常也不会理会地方官府的请求。因为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府都不想让客军到自己的辖区来，这种事情对当地官府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最多在明年多申得一些蠲免作为补偿。兵部通常不会冒着再得罪一批人的风险，批准驻地官府的请求。
兵部要么变着法的搪塞驻地官府，要么向上疏皇帝，请皇帝裁决。只要请得到圣旨，那就没有争议了。如果驻地官府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帮助，那么被吃空了或者害怕被吃空驻地，就只能削减给军队的供给了。这样一来，军队要么将矛头指向驻地官府，要么各路客军抢夺有限的资源，爆发内讧或者械斗。
实际上。户部拿到银子之后，并没有把它们全部发给军队。而是将二十万两银子当中的五万两，划拨给通州官府，用以购买粮食供给军队，并补充空虚的官仓。剩下的十五万，户部才按各级军官的需求，分别折为粮食、布匹或者直接以银子的形式发放。当然，这样的做法，李汝华在分配之前就已经上疏说明，得到了内阁支持，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允准。
见皇帝和司礼监都没有出言问讯，李汝华便又道：“粮税折银。去年，户部收到北直隶缴纳税银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一两，太仓收入白银，共计四百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六两。”
“支出白银，共计六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一两。其中，官员俸禄及补发俸禄，总计为六十八万四千九百一十二两.”说罢，李汝华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亏空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这是万历十九年以来的第二十九个亏空年。”
李汝华之所以按照“先地、后粮、再银”的方式进行汇报。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官府，都是以土地的产出为基准，先核定一个征收比例，其基本原则是膏腴之地征高税，贫瘠之地征低税，制定计划之后再让手下的胥吏按照这个比例实征税赋。
在一条鞭法全面推行之后，全国各地上解中央的税粮中的八成，都改成了税银。而这个改，并不是按着机械固定的比率，进行全国统一的规定。中央给了各地官府相当大的自主权，允许各地官府，依据当地当年的银、粮比价，进行折算。
只有上缴给内承运库的四百万石粮食，是以每石二钱五分的固定折纳率，进行折兑的，这笔金银的折纳比率相当低。因为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地区，银粮之间的折纳比率都在每石粮食五钱银子到七钱银子之间。而在北方，每石粮食的折银区间在八钱到一两银子，就算是正常。
综算下来，以税粮折纳之后的银两作为计算标准。国家每年向种地的农民征收的税银，大概为二千一百万两。而太仓收入的四百万到五百万，只是正税中上缴北京户部的部分。
所以，太仓常年亏空，其实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太仓空了，户部的解决办法，无非是停发京官儿那本就少得可怜的俸禄，要是这还不够，那就再想别的办法。通常的做法是，北京户部请旨，让地方官仓乃至南京官仓调银北上。如果北直隶不够，那就调北方四省，如果整个北方都不够，那就调南直隶，南直隶再不够，调南方。要是哪里都找不出来了，那就只能加派了。
那几年，万历皇帝以“国本三礼”“公主大婚”“藩王建府”“重建乾清宫”“重建三大殿”等名义向户部伸手要钱的时候，太仓掏不出银子，就是用这种方法补齐的。
皇帝酒色财气，不知收敛，当然是国家陷于危难的重要原因。但首都中央的财政收入，常年维持在全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被一条鞭法计入土地的役银。役银是地方官府自行支配的，如果算上这些役折，那么首都的财政收入就只占全国收入的两成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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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完去年的收入和支出，就该报预算了。
但事实上，北京户部能够报出来的预计收入，基本等于去年的总收入，而且这还是一个无法被核实的约数。
“今年太仓预计收入，折白银五百万两。”李汝华甚至报了一个整数。“司礼监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王安摆出请的手势。“您还是接着报预算吧。”
因为收入有限，所以由户部本部直接发放的银两是很少的。只有贵族勋戚的禄米，在京文武官员的俸禄，本应该发给军匠的米粮的折银。锦衣卫士兵的俸禄，五城兵马司辖下士兵的俸禄，制作兵丁服装的布匹、等物的采购银，御马监所需的马匹的采购银，在京所有马匹草料等的折银，各部门吏员的俸禄等。
“.综合以上各项，今年户部本部预计支用白银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两。”这是北京户部最有把握，或者说最容易查实的开销。但户部能查，不意味户部会查、敢查。像锦衣卫的大爷若是要吃空饷，那户部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种事儿只有皇帝能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