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上的内容和袁可立口述的内容几乎没有区别，但徐光启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一点新意，那就是行文和字迹。行文上，这绝不是一个“慕化”的色目官员能写出来的文章。即使汤若望天赋很高，学习能力很强，也不可能写得出来。尤其是第二篇，那里面连串的典故绝不是他那点阅读量能憋得出来的。他必然找了代笔。而在字迹上，徐光启竟然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徐光启很快就看完。他收起心神，将奏疏递还给袁可立。“礼卿，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很有用。等空闲下来，我再登门道谢。”
袁可立收起奏疏，高兴地说：“咱们二十几年的交情了，别搞得这么生分。”
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在焦竑的引荐下认识的。
焦竑是万历十七年己丑科的状元，袁可立与之同科。万历二十五年，焦竑不顾必然到来的争议，毅然将徐光启的落卷拔至第一，强取为当年顺天府乡试解元。
乡试之后，徐光启正式拜焦竑为师，焦竑也将当时已名满天下，却被皇帝削职为民的袁可立引荐给徐光启，两人就此相识。
袁可立和徐光启同岁，不过按照礼制，袁可立既与大他二十二岁的焦竑同年，两人又是忘年交的好友，那袁可立就是徐光启的师辈。但袁可立并不讲究这些，只当徐光启是自己的知己好友，从不接受徐光启的高拜。
但是遗憾的是，这二位知己很少碰面，往来多靠书信。毕竟袁可立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就一直赋闲，除了偶尔游历访友，几乎都在老家，也就是河南睢州待着。直到去年，吏部上奏，请大批补充缺官。
当时，吏部的奏请被皇帝搁置，或者说否决了。不过一段时间后，皇帝又从那张名单里挑了几个起复授职。在吏部的名单上，袁可立是正六品的尚宝司司丞，而在皇帝给吏部的旨意里，袁可立直接就是正四品的通政使司左通政了。
这已经不仅是起复了。要知道，袁可立在被万历皇帝削籍之前，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山西道监察御史。就算要升，按照官场惯例也是先低位起复，再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升迁。可是皇帝完全不讲官场惯例，直接就给了袁可立一个四品官，显然是准备重用。
不过比起徐光启，皇帝对袁可立的看重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平日很少关心官场的事情，连邸报也不看。来京之前，他还以为徐光启仍是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只不过因为辽事加挂了都察院御史的衔充作练臣，在通州督练新军。
可走到半路，袁可立却听说这个同岁的后辈直接进京当大宗伯，位列九卿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极特殊的偏爱，还是一种让袁可立难以理解的偏爱。
在袁可立看来，当时徐光启身上唯一的特点，就是积极兵事。在其他方面，徐光启并不比别人突出。就算跳着脚往上升，也该是进兵部，或是直接扔去辽东、朝鲜这些地方领兵，再不济也是去户部督饷，或者去工部造兵器、修工事。进礼部当掌印尚书实在是太怪了。
进京之后，袁可立原本的疑惑解除了，但心里又升起了更深的疑惑乃至担忧。
皇帝让徐光启做礼部堂官似乎只是因为他与西洋人交好，并推崇西洋学问。这确实是徐光启的独到特点，也能用来解释徐光启为何升迁。
但袁可立不理解。
尽管说袁可立也承认，西洋的学问确有其独到可取实用之处，不过这些学问归根到底也就是术而已，在大道上比之儒学并没有更多创新。袁可立对基督教的教义更是没有任何兴趣。
他实在不理解皇帝为何如此重视这些人，结合张天师受召的事情，袁可立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皇帝可能是因为听谁说西洋人有什么修仙的独到法门，所以才格外重视。
出于对这一猜想的担忧，他还特意警告徐光启，让他一定要防着西洋人靠修仙法门、左道学术接近皇帝迷惑圣听。把徐光启搞得一头雾水。
放榜过后，袁可立离开科场，回到通政使司得知发生沈阳教案，皇帝震怒的事情，他竟有些窃喜。皇帝不为海外巫蛊所惑，这毫无疑问是一件于江山社稷有益的事情。
不过窃喜之余，袁可立又怕徐光启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天之内从云端跌到泥底也不奇怪。礼部尚书做不成了都是小事，要是给徐光启定下“导夷入华”的调子，被拿到诏狱严办，最后再安一个谋反的罪名，那才真是要命。
于是，袁可立立刻就把最近关于教案的事情全部打听了一遍，然后又带着两封奏疏，和阁中有高人奥援消息来知会徐光启，让他有所准备。
“礼卿。我要回部办事了，在那之前，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徐光启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就是，能帮我一定帮。”袁可立立即点头。
徐光启将手伸进怀中，缓缓地将那本奏疏掏出来。“代我把这个拿去通政使司吧。”
“这是奏疏？”这回轮到袁可立问了。
“对。”徐光启点头道：“是奏疏，是我的奏疏。我要上疏皇上，陈奏沈阳教案事。”
“你这不是才从宫里出来吗？”袁可立大惑不解，两眼圆瞪。“什么时候写的！？”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是我写的！”徐光启半硬塞地将奏疏放到袁可立的手中，接着一拱手，便转身离开了。
袁可立愣在原地，缓缓摊开那本奏疏，过眼一看，后背立刻就冒出了冷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