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均衡啊。”朱常洛点点头。东林党、浙党、“帝党”，就差没把王安塞进去了。“准了，但先压住。让北京安安稳稳地过个年吧。”“遵旨。”方从哲拱手。
“节流的事情说完了。”朱常洛又颔首道：“再说说开源。户部为朝廷聚财。李卿，你署理户部近十年，有什么可以说道的情况吗？”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朱常洛对李汝华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李汝华拱手说：“臣初为官时，曾出阅甘肃边务，亦曾巡抚江西。臣观国财之窘，一在需索过多，征调过频，滥发民力。二在各级官吏欲壑难填。”
“地方各级衙门、各级官员，莫不以每岁夏税秋粮为利窟，千方百计地侵盗中饱。他们减贪的手段层出不穷，往往找各种理由一税多征，令庶民缴纳超额之粮，使朝廷之轻税变为重课。”
“钱粮收缴到手，他们又拖延起运。如果不派人核查催收，他们甚至敢于将之报为损耗，直接贪墨记在赋役黄册上的银粮。农民缴了粮，朝廷没收着，却养肥了经手的官僚、吏胥、衙役人等。此所谓民匮国穷而墨吏肥。”
“故臣以为。杜绝中饱，勿使惟正之供落入贪吏之囊橐，方能足国裕民。”李汝华建议道。
“唔。杜绝中饱，防止贪官污吏侵贪正供”朱常洛点点头。“小修小补，总比没有得好。说说怎么做吧。”
尽管被皇帝说的“小修小补”惊得一愣，但李汝华还是重咳两声，清嗓奏道：“征赋课税，无非收、运、解、纳，四个环节。”
“臣以为，应当敕行各省巡抚，各州巡按，令其严督所部。如果管粮官员索取常例，扣除余价，及滥发力役，乘机侵盗，当严缉重治。若巡抚、巡按等掌印官失于防嫌，与所属管粮官员蝇营狗苟、首鼠侵克之事，即一体参处，绝不姑息。”
“同时应当敕地方巡抚、巡按。令其亲自查验应输京库之钱粮，核验起解，不得滥恶，苟且充数。至于运输途中所征发的力役，则决不能让巨猾积棍混肆包揽。”
“至于交纳，应当委派司官一员，会同巡视科道，逐一拣查，果无滥恶，方与进入。如该库内外人等，有仍前妄行需索，鞭挞凌轿，迫苦解役，致损国课，则听科道言官据实参奏。严惩不贷！”
李汝华的奏议颇有些“首长负责制”和“全过程管理”的意思。因此，即使他的奏议还是在搞存量管理，朱常洛仍旧点头赞许：“准奏。下去之后，拟一个详细的方略递到内阁。年前完成。”
“臣遵旨。”李汝华拱手领旨。
“还有吗？”朱常洛的目光再次扫过众卿。最后定格在徐光启身上，但就在他即将示意徐光启出来奏请开埠天津、增加海贸的时候。刘一燝出乎意料地站了出来：“臣有本奏。”
“哦？”虽然有些意外，但朱常洛还是微笑着鼓励他：“刘卿有什么要说的，但说无妨。”
“臣以为，李户部之奏请，不过是治标而已。国用不足之顽本，实在于田失丁减。”刘一燝的这道奏请已经酝酿很久了。他原本还想再等等，但听皇上说李汝华的建议是“小修小补”时，刘一燝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臣阅览旧册故载。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共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至弘治十五年，天下之田仅存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两相之差，为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减少的田土甚至比存留的田土还多。”
“由洪武初至弘治末，不过一百四十年而已，天下可税之田减半。弘治末至隆庆末，又失赋田逾百万顷。臣查览近年黄册，发现田土之记载，唯有隆庆六年至万历九年间有所回升，但仍去洪武初年远甚。方今，天下有多少田土，已不可实考。”
刘一燝深深一揖，长叹一口气，然后又接着说：
“再说人丁。臣是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人，就以南昌县论。洪武初年，南昌有成丁男子二十一万二千二百丁。到嘉靖年间，只剩下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丁。而近年，又减为十万八千八百有零。大明立国二百五十年，人丁不增反减。”
“而且田失丁减，册赋不变。就每年夏秋正税来论，洪武初，两季正税合计共二千七百万石。去年，正税合计共二千九百五十万石，且不论其中有多少陈滥，有多少虚报。就表象来论，册上的正税是有增而无减。”
“也就是说，负担缴纳赋税的田亩虽然锐减，但适才李户部所言之‘惟正之供’的皇粮国税却没有也不能少交；应调服役的人丁，虽然半数已逃移隐匿，但朝廷和各级官府催征的徭役数量却翻番日增。所谓征敛无度，赋役繁苛，不仅是各级官吏‘视夏税秋粮为利窟’，更是赋不均、役不平。”
皇帝的眼睛里闪烁出惊异的神采。
“我大明以农为本。而农者，不过地、丁二字。地匿丁逃，国粮不减，苛捐杂税，侵盗中饱。国家积弊二百五十年矣，焦澹园尝言，‘天下多事，为患在民，民不聊生，易于为乱’，纵使北镇夷狄，亦难复天命！”刘一燝把皇帝给会议定的调子，和方从哲之前的谏言也一并搂了出来。
“故臣请丈田、清丁，均平赋役！”说罢，刘一燝长长地出了大口。也让整个弘德殿陷入了恐怖的沉寂。
在场的高官都被他的谏言给镇住了，但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大明真正的弊患，不是北边建奴，不是东南的海寇，而是江北、山东、河南等地那些久迫饥寒，行将揭竿而起黔首。朝廷没有钱，不单是因为内外两廷的浪费和税收的过程有问题，而是大明的税基垮了。
大家都知道“富者多享无税之田，贫者空输无田之税”的事实，但大家更知道，“使富者税田，使贫者无输”这条路有多么的难走。
嘉靖年间，张璁走了这条路；隆庆年间，高拱走了这条路；万历十年，张居正更是将这条路走到了死。但他们都没走完，而且搞得自己一身腥臊，乃至身败名裂。
所以，在刘一燝说完这番话的时候，众卿的脑子里不约而同地跳出了同一个问题：刘阁老，您真的敢走这条路吗？
(本章完)